日薪100元不能回家的女工，是千万女性的缩影
前几天，很多人应该都目睹了一场“云葬礼”。
一个陌生女人的葬礼——极昼工作室
一百位陌生人，自发地为亚特兰大枪击案中丧生的女按摩师处理了后事。在葬礼上，有人讲述了这个女人平凡的前半生。
十四岁辍学打工，做过装配，干过组装，学过美容。漂泊半生，给癌症二哥送了终，给乡下老娘挣下一套首付还背了每月五千房贷，但也蹉跎岁月，耽误了人生大事。
但这些从未影响她对于未来的憧憬，这位靠着两只大脚走遍纽约和洛杉矶的“中国妹”，去世前还想着多打两份工买辆便宜的代步车……
一个陌生女人的葬礼——极昼工作室
因为老家风俗约束，未婚的冯道友骨灰不能回家。
大哥怕回国隔离丢了工作，拒绝了同乡会提供交通费的帮助，快刀斩乱麻地把她留在异乡。
在亚特兰大的公园墓地里，她像无脚的鸟一样，最终选择了落地。看完这个女人简短的一生，你或许要说：害，老一辈子的事儿，没法弄，现在不这样了。
真的吗？这句话的前半句，让我信了你的邪，后半句我信你才有鬼。
20世纪90年代，打工潮来势汹汹，一向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也学会了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里自由地游泳。
他们撂下手里贫瘠的土地，奔赴各大新区特区，开启了“打工人”模式。
同样不甘于在老家受穷挨饿的女人们，也开始了外出闯四方的征程。
她们北上当保姆，南下进工厂。实在没手艺，也会凭借着一身力气和两手老茧，越过长江黄河，翻过火焰山去“摘花儿”。
周浩《棉花》里的河南“花木兰”
工地上，抗沙子、抬钢筋、卸水泥。有老爷儿们的地方，从没少了女人的身影。
《万箭穿心》
早在1993年时，那会儿还没被“舌尖”催肥的陈晓卿，就把镜头对准了那个年代里最受女工欢迎的岗位——保姆。
安徽无为， 一个曾被称为“中国保姆之乡”的县级市。
这里因为地少人多，没有工业基础做支撑，当地年轻人每年正月十五一过，就不得不背上行囊，外出务工自谋生路。
男的会去广东海南找电子厂，女的则结伴去北京做住家保姆。
纪录片《远在北方的家》开头，几个无为县的姑娘辞别含泪相送的亲人，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汽车。这里面年纪最大的谢素萍，今年23岁，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。
撇下两个吃奶的孩子，跑出去打工，这在谢素萍婆家人眼里无疑是“野了心”的叛逆行为。
可为了养家，就算闹到众叛亲离，她也必须闯出去。
临走的时候，家里人连一句嘱咐小心的话都没留给她。谢素萍转身离开无为县，再也没有回去。
在劳务市场，能说会道的谢素萍极力推销着自己。她的动机很单纯，要尽快找到活儿攒钱寄回家。
在北京的十几年里，她当保姆，被老板临时炒鱿鱼成了无业游民。
卖早点炸油条，因为老公吃不了这起早贪黑的苦，不得不关张大吉。
在早市摆摊卖菜，巨婴老公又嫌批发市场太远，干了个把月后只能再次转让。
多少次，她都想撂挑子回无为县接着种地。但真坐上了火车，一想起已经有家难回，只能流着泪独自回北京。
2004年，陈晓卿多方打探再次找到谢素萍时，虽然没置办下一室半间的小窝，但她也算在北京扎下根了。
和丈夫早已离婚的谢素萍，带着一对双胞胎在房山当起了小餐馆的老板。
为了省钱，不舍得雇人的谢素萍从跑堂到大厨，一个人都揽下了。最困难时，为了给孩子交学费，她把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——一台老式大屁股的彩电卖了度日，但这都被她视为实现梦想的该交的门票。
况且孩子和娘家还得靠她养，谢素萍的打工生涯还得咬咬牙继续往前奔。
生活过得不好不坏，可总觉得没着没落，奔波了十几年，处处为家，可哪儿也没真正容得下她。
想到杳无音讯的丈夫和茫然无知的前方，谢素萍又想撂挑子回老家了。可嫁出去的女儿，又是离了婚的人，兄弟眼皮子底下的饭碗不好端。
想带着孩子回婆家服个软，可早就铁了心抛家弃子的丈夫，哪儿还容得下三张吃饭的嘴。
就像豆瓣里的这句评论说的一样，这些漂泊在外的打工妹和葬在他乡的冯女士一样，都是一代打工女人的缩影。
然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现象是，在年底各大台催泪的回乡直播里，被歌颂的总是好父亲、好儿子、好丈夫。
同工不同酬，同事不同命。
打工妹在一起务工的男人眼里，是低价抢人饭碗的竞争者；在老家的懒汉光棍儿眼里，是总想着去攀高枝的势利眼；在娘家父母兄弟的眼里，是见过世面就不安分守己的“假城里人”。
可话虽这么说，人们可也没拦着她们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利可图啊。
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，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.8%，月均收入3721元。而那一年，当地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为14500元。
三千多的月薪，就算寄回老家三分之一，也够一家人吃喝兼带能给弟弟存下盖房启动金的了。
没有人和钱过不去。他们只是嘴上拒绝，行动却很务实。
干着一样的活儿，却成了他们眼里异类的打工妹们。
她们的梦想不被家里人理解，抗击命运的方式成了“痴心妄想”的见证。没人想蹲下身去倾听她们的故事，只有寄回来的工资，才能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《麦收》里“割肉饲鹰”，反哺父母的小红
她们的故事从90年代讲到今天，常看常新。
因为这出大女主的悲情戏，一直没落幕啊。
1202年春节，庚子年都掀过篇去了，微博豆瓣上还有女的过年不能回娘家。
离婚、大龄嫁不出去的“丧门星”，春节在娘家会妨得兄弟不和，嫂子不能生儿子。
凭着这个堪比民间诺贝尔奇迹的谣言，酒店里住满了没处落脚的女人。
曾经被“封杀”十年的2元女子宿舍，2020年已经涨价成了5元。从开业到去年被关，这里天天满员。住的都是被打出来、轰出来的媳妇或老妈妈。
十年前，那个叫嚣着要逃离这里的年轻女孩小芳，从这里走了。但更多的女人，还是留在这里。
在每个阖家团圆的节日来临时，在外面辛苦了一年的扶弟魔和孝女们，都在这间宿舍里报团取暖。留在这里不是因为宿舍里有多温馨，姐妹们有多贴心，而是因为家里的儿女兄弟实在狠心：钱可以回家，人自己找地方忍忍吧。
偶尔也有被儿子从女子宿舍接走的老妇人，一个塑料袋就装下了所有家当。
可年刚过没两天，她就又悄咪咪地搬回来了。只是这次塑料袋里，少了绑着皮筋的一沓子零钱。
没人会去问她为什么又搬回来，只有她自己找台阶下似的嘟囔着：“出来好，趁着能动再干两年。”
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——《下海》。
90年代那会儿的特殊时期里，也有不少被黑中介忽悠出国，到了之后发现工作没找落，家里还背了一大笔债的。那会儿去法国当保姆，管吃管住，花园洋房住着，出入买菜开小车……
这种谣言越穿越邪乎，不少东北妇女上了当，到了巴黎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走投入路，又没钱回家，最后只能“下海”。
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偶然遇到她们，进行了长期调查，并找到王小帅任监制，以此拍摄出电影《下海》。
电影女主角丽娜为了不让家里犯难，典当了灵魂，下海换来了一张张汇款单。
随着一张张汇款单寄来，丽娜老公不仅在老家还清了贷款，买了新房子装修好了，还盘了一家店面热火朝天地准备开餐馆。
原本想着把债还完了就回国，哪知道，被她忽悠来法国的弟妹，把她谎言外面的糖皮扯掉了，两人低着头回了老家。
想着把所有肮脏龌龊都扔在塞纳河就能重头来过。
哪知道，在那些吃着他们汇款单的人眼里，她们已经是影响市容、耽误创卫的蟑螂臭虫。
别人还没发现真相，自己的亲亲老公先站出来划清界限外带踏上一万脚。
故事最后，丽娜还是跟丈夫和好了，依然在艰难地生活着。不过在留在法国的那群姐妹看来，她已经很幸福，不管多苦多累好歹还是和家人在一起，而她们却像浮萍一样，无奈地遥望着远方的故土。
如果说这是特例，那么还有千千万万女性从事着正规的职业，赚着干净的钱，却依然“不能回家”。钱可以回来，但人再忍忍。
笑，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；哭，你便独自哭。张爱玲的这句话，用在这些无家可归的女人们身上，恰到好处的凄凉犀利又带着几分悲悯。
可惜的是，这场背着人的恸哭呜咽了几百年，也没惊动那些假装听不见的人。
在冯道友的葬礼上，哭得动静最大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。她有着和冯女士一样的“对内扶贫”经历，也有着一样苍凉的内心。
“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你们为我办葬礼，我在九泉之下都会安心的，谢谢你。”
当天傍晚，两个小时的葬礼结束后，为冯道友送别的人潮渐渐散去。
这出名为“浮萍女工”的悲剧也终于落幕了，至少大伙心里都是这么希望的。
参考资料：
1、一个陌生女人的葬礼——极昼工作室
2、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——剥洋葱